河流是台北為何在此立地存在的原因，基隆河、淡水河、新店溪中乾淨可飲用的水，是定居其沿岸社群中仍然鮮活的記憶。對台北居民來說，河流曾是日常生活不可缺的重要元素。那時，河岸並無高聳的防洪牆，城市尚與自然環境共生。台北仍然負載著關於河流的集體記憶，城市還沒成為全然工業化的虛構神話。然而，關於河流 的新記憶必須要快快生成。河流必須再次成為都市的生命線，維繫已都市化台北盆地活力的神經系統。新種的都市學必須能創建與河流的自然環境產生溝通對話的生活形態。從自然河川的角度發想都市地景，這就是台北都市河流學。

Local Knowledge 在地知識

位於台北捷運劍潭站附近的三腳渡，是世代以來往返基隆河與淡水河間捕魚抓蝦行船交通貨運的樞紐。在此地長大的造船師傅阿正師娓娓的說：「居民從前在颱風大水來時，將廟中的神明暫時搬往高處避難。河水如此清澈，能直飲。早年河岸還沒蓋防洪牆，雖然洪水每年報到，但受災情況並不嚴重。水勢有泛流的寬廣空間。」他把手指著膝蓋處，提點颱風來時淹水高度。

在地知識：劍潭漁人

阿正師回憶，有回水災淹到三腳渡附近獨裁者蔣中正的家。專制的蔣總統對大自然生氣，發怒下令築起堤防。逐漸增高的防洪牆，劃界獨裁者和他的城市與日漸凋零的三腳渡。漁民們仍然滂河安居，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不明白築牆的真正意義為何。 「日本人用著更好的概念治理河川，比如，日據時期就有專家提出，把基隆河道挖深解決水患問題。然後國民黨來了，河被污染越顯髒臭並築起高牆。」

分隔城市與河流的獨裁者之牆

寶藏巖的陳阿媽鄰長，一生都在新店溪周邊討生活，她和丈夫曾在河邊的採沙廠工作。早年從河底採建築工程用的沙需要大量人力，陳阿媽在廠裡負責煮飯燒茶水。廠裡工人和退守台灣國民黨軍人們，都發現寶藏巖適合在都市邊緣成家落腳。於是，他們開始自力造屋，形成非法違建的小社群。自河岸泛洪區到寶藏巖小丘上，佈滿星羅般自耕社區菜園。河水清澈能見底，涉水來往新店溪兩岸非常安全。小孩們甚至能騎在水牛背上過溪。陳阿媽還說，當時附近家家戶戶都有船，方便探訪親友和上市場買賣蔬果。「我有個舅舅常喝醉，喝到深夜就慘了，不知如何把他摸黑搬上小船划回家」她道。

86歲的寶藏巖鄰長陳阿嬤

寶藏巖常淹水，居民在小丘下河岸設置簡單不住人的如豬舍和儲藏室等棚架式，結構不複雜的建物。水患驚動官方政府出手藉口要「保護」居民，所以得剷除寶藏巖社區並且明文禁止其周邊菜園農耕活動。

新店溪畔的寶藏巖社區

阿媽指稱污染來自河的上游，幾乎在很短的時間裡，水變污濁連河裡的魚也吃不得，現連狗都不敢吃魚。當污染的尚未如此嚴重時，你能喝直接喝溪水，在河邊洗衣和清潔蔬果，河裡有魚和螃蟹可抓。河流，是居民們日常生活的重心。

現在連小狗都不敢吃魚了?

來自阿美族的張祖淼先生，是現任新店溪洲部落發言人。溪洲部落是新店溪邊非常英勇的社群。他原是來自台東三個家族北上定居溪洲部落的後人之一，部落裡的人們前仆後繼在河邊爭取他們的居住權。前些年官方政府為了修築自行車道，剷除部落的河邊菜園。幾乎巡著寶藏巖的命運，官方代表雙邊利誘威脅，要部「遷居」別處，就如同當年逐步毀了寶藏巖社區使用相同招數。

現任新店溪洲部落阿美族的發言人於自家菜園前

阿美族人拒絕官方的要脅並且抗命至今。現在部落和新北市府展開協商，約定遷居部落，往河岸遠些的地方移，承諾出資為部落蓋新房子。但部落的人想，政府提供的房舍怎能跟現在住的地方比呢？部落世代以有機地型式以人的尺度蓋自己的房子，這共生的社群中，他們不僅作建築還再造城市花園！部落人寧願在新的落角處蓋新房，希望能將這有機的造屋之方延續下去，和周邊鄰人保持對話，共營集體空間。

部落發言人今年37歲，一生都住在溪洲部落裡。他在河邊渡過童年，河流是部落家常食材來源。原本，河岸邊的集體菜園與河流本身，營構社區的意識，是他最真貴的童年記憶。但如今，河川早被污染了。

Official Mistake 錯誤的官方政策

官方政策企圖介入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介入人與人性的聯繫中，官方規劃的城市是現代化且沒有人情味的，一昧地想要清潔台北所有後巷，並且「美化」它們，但確阻止人們在河岸邊耕作。事實上，河岸兩側都已被劃定作為防洪區，禁止任何的耕植行為。陳阿媽終其一生都在新店溪畔耕作，溪洲部落的原住民也是一 樣。對他們來說，河水氾濫是自然現象，直到政府單位介入來「保護」他們，如同史坦利‧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導演的經典電影《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的情節，一名學校校長極力使調皮冥頑殘暴的男主角亞歷克斯（Alex）不遭受「自己」的傷害，但卻徒勞無功一般。從官方的觀點來看，當人類企圖接近自然，或是行使人類的天性之時，也同時向著危險趨近，而且很可能會失去控制。

河川會失控－至少是脫離人類的控制。事實上，河川根本就不應該被人類所掌控。工業化城市正是人類控制慾的終極表現，利用機械調效著人類生活。這座人造機器和水文自然規律一樣掙扎想融入台北盆地。河川會氾濫，這並不是城市想要的，相對地，城市污染著河川，亦非河川所願。在河川與城市之間建起一道高牆，是種輕忽怠慢如吃速食般粗糙的解決手法。泛流的洪水與河川在「有機」共存的彼端，被限制僅能一定的範圍內作亂。這牆也將飽受污染髮臭的河水，阻絕在居民的視線之外， 眼不見為淨，彷若從此相安無事，心無罣礙。

這道牆已然聳立數十年，對於年輕的台北市民來說，河流幾乎不存在，大自然成為一種城市裡的神話。如今，市政府已承認建蓋這道堤防以及污染河川是「錯誤的官方政策」， 開始尋找彌補台北市民的方式。於是，沿著河岸規劃自行車專用道，防洪堤防能繪上官方開恩允許的塗鴉創作，河濱公園出現了，鼓勵市民前來利用這條顏色有點黑的「藍色公路」。奇怪的是，官方卻不允許河岸邊居民自發的耕作行為，高牆依舊存在，河川只在官方眼線底，允許範圍內存在，民眾也只能在服膺規範下親近河川。

中間築起的防洪牆分隔了工業的轉運和大自然的運轉

台灣人的天性，與其他任何物種／人種的天性並無二致，會對抗所有控制行為，總要推探到極限邊界，在混亂的平衡中和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找到供最多生物種類生存空間與力足活命的最大值。這法則適用於叢林，也適用於台北盆地。 在台北成為目前超工業化的狀態之前，有機的人類聚落，皆能找到方式與大自然共存，這是曾經存在的現實情狀。隨工業進步帶動經濟成長，人們逐漸忘記如何與自然共存，反將沿自然環境居住生活的自立社群棄如敝屣。如今，全世界的環境保護意識已蔚為潮流，事實為證台北勢必要明瞭自身是座與河川共存的河流都市。

對台北城來說有個大哉問，河流、山嶽、叢林、濕地…等自然環境，究竟該繼續被視為一座座虛擬的生態遊樂園？或是在官方認知裡，能接受大自然是一種真實的存在？河川是否能以誠相待，市民能否被允許在大自然中從事自發性的自然行為？一位阿嬤能否在河邊種植蔬菜，並且直接從川流中汲取清淨的水灌溉作物。

Participatory Planning 參與式規劃

使用大量的水資源才能讓城市如常運轉不息。台北市的水資源應用流程如下：

1. 來自山上的乾淨水源積存於翡翠水庫，並由水庫導引至位於城市週遭的淨水廠，再接管到各個家庭以及其他需求單位。

2. 使用後的水，包括馬桶污水以及廚房浴室排水收集至迪化、內湖及八里污水處理廠，接著再將處理完成之淨水重新排放回河川或台灣海峽。

請注意據「官方統計」台北市63%的污水已接管連接到污水處理廠，僅有37%直接被排放至河川。非官方的污水量則更高，迪化污水處理廠工作人員的說法是，許多無從計數藏在山區小工廠會在晚間排放廢水至河川裡。

台北都市中的河川自然復育，需要同時擁有社會－生態（socio-ecological）跨學科的知識建構與決策能力。台北市政府中至少就有河川局、水利 局、環保局、都發局…等和治理河川的相關單位。各門單位間雖知復育河川是越顯重要的議題，並意望河川與都市能再次與自然共生，卻得承認他們之間缺乏跨界的合作關係，進而完全忽略跨黨派跨領域參與式規劃（participatory planning）的可能性。他們曾試圖離開自己的小角落，留給其他單位更多討論空間，他們想要合作。但不幸應驗了句俗諺：「每個角落都有一個國王」（Every corner has a king），各單位的國王們無法忍受任何改變， 視每項自發行動為威脅，一再確保公部門的領土不被其他單位和團體侵犯。為此，制定種種磬竹難書的法規條文，鞏固官方權力結構和既得利益。一位國王說： 「不，你不能在這裡種東西！河川泛流區屬於水利署管轄的範圍。」更糟的是，北市府不是淡水河唯一權責單位，僅是一條河就分門別類同時被新北市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三方拉鋸把持。彼此常就各自利益考量爭奪或推諉管理權，但與此同時，卻什麼也沒有發生。

淡水河的正中央應該造一艘船。讓淡水河的股東代表們划各自的小船，齊聚新諾亞方舟（Noah’s Ark ） 一道參與規劃復育河川的未來。除各城市與中央政府官員之外，學者、科學家、非政府組織以及在地知識代表如寶藏巖陳阿媽、健談三腳渡的漁夫以及生活在河 邊的阿美族都應現身。參與式的規劃須確實把都市與河川的關係以及河川復育的種種方案，帶到最終決策階段。或許聯合國可以作為本項參與性規劃案的主席目前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正在尋找在都市中。